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
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
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
自洛之越孟浩然唐代
保障军需之事告一段落后，肃宗又给白复安排了新的任务。白复将修建府邸的事情交给青鸾公主，全身心地投入到朝政之中。
白复身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内阁宰相，能够参与大唐的最高决策。白复这才知道，大唐帝国真实的家底。安禄山之叛后的大唐帝国，已是千疮百孔。
在安禄山造反之前，大唐的财政已经严重失衡，只是掩盖在“开元盛世”的表面繁荣之下。而叛乱爆发之后，大唐的财政问题迅速恶化，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在安禄山叛乱之前的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大唐总人口一共有八百九十万户，近五千三百万人。但是叛乱之后，朝廷能控制的人口数迅速下滑，到上元元年760年，大唐只剩下一百九十三万户、一千三百万人。户数不到几年前的四分之一，人口不到三分之一。
叛乱前后人口差别那么大，并不是战乱中战死或饿死了这么多人，而是因为朝廷对疆域失去了控制，许多人游离于朝廷的户籍统计之外。
更麻烦的是，在这一百九十三万户、一千七百万人中，有一百一十七万户、一千四百六十二万人老弱病残、皇亲国戚、世家望族、僧侣等特权阶层是不需要缴纳租庸调税的。
也就是说，只有七十六万户、二百三十七万人来承担整个唐帝国庞大的租庸调税。
由于每个人承担的税赋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朝廷的财税收入锐减为玄宗朝的三分之一左右。
朝廷的财税收入减少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而军费开支却比之前还要庞大，朝廷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从能够控制的区域内搜刮财税。
更糟糕的是，叛军切断了京师长安和最富庶的江南之间的经济往来。
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是大唐财税的中心。
扬州是运河的南方起点，南方的粮食都汇集到这里，再通过运河转运到汴州今开封。从汴州沿黄河、渭河到达长安，或者走黄河、洛河到达洛阳。
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南下，占据中原，逐渐切断了长安与江南的联系，江南的粮食、税赋无法运抵长安。
战争爆发后，叛军首先破坏的是朝廷的财政调拨能力，让朝廷无法利用帝国的物资来供养军队，对抗叛军。
这是一场帝国财政上的生死时速，凶险程度不亚于决战沙场。
肃宗即位后756年，首先是从商贸上寻找补贴。
安史叛乱前，大唐的税收主要针对农业，叫租庸调制，也就是对土地收取一定的租税，再对农户收取“调”农产品税，以麻布和丝绸为主，并征发每年二十天的“庸”劳役。
对商贸业，大唐朝廷一直采取开放的态度，商贸税的税率很低，且不是主要税种。也正因如此，大唐的商贸非常发达，万邦来朝，天下商贾八方云集，四海货物琳琅满目。
在租庸调制的税赋入不敷出之际，为了支付军费，肃宗开始向商人征收重税。
肃宗派遣御使郑叔清前往未遭战火的江淮、巴蜀地区，一次性向富商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富税，即率贷。
除了江淮、巴蜀，朝廷也在天下诸道的集市和道路关卡向商贾征收贸易税，凡是一千钱以上的货物都必须缴纳。
然而，随着战事胶着，但对商贾的临时性征税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军费开支，朝廷必须另想办法。
此时，第五琦姓第五，名琦出现在肃宗的视野里。
第五琦陈奏道：“现在是朝廷急需用兵之时，然而军队强大战斗力源自于充足的粮饷供给，而粮饷直接同赋税挂钩，赋税多出于江淮一带，倘若能授我一职，悉数将东南的钱财化作军饷，立即支援函谷关、洛阳前线，只待陛下下令。”
肃宗听后大喜，让第五琦担任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司虞员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司金郎中等要职。
江淮租庸使坐镇大唐最富庶的江淮地区，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税源，比如吴地的盐、蜀地的麻和铜。
由于史思明率领的叛军占领了运河枢纽，朝廷的物资无法通过运河和黄河运输。
于是，在徐太傅的建议下，朝廷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保障财税：从长江走汉水到襄阳，再从襄阳继续走水路到汉中，从汉中再到凤翔。
这条水路难度大，运力小，所以租庸使征收完毕，并不直接将盐、麻和铜运送到朝廷，而是就地卖掉，换成土特产运输到其他地方卖高价。
将盐、麻和铜等换成土特产可以降低重量，既减少了运输成本，又多卖了钱。
由此，江淮地区的赋税终于征收到朝廷，保障朝廷的开销用度和唐军军费。
然而，租庸使的出现又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原本朝廷的官制以三省六部制为主，各位官员各司其职，但皇帝由于临时性的财税需要，利用租庸使绕过了三省六部的官员直接办事，就破坏了朝廷的日常运行制度。
原本默默无闻的第五琦凭借租庸使，一跃成为天子的红人，手揽大权。其他中下层官吏有样学样，打着筹措钱饷的名目，撺掇着皇帝设置各式“使”职。比如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租庸青苗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两税使等等。
每一个使职都拥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由皇帝直接授权，凌驾正式的朝廷官制体系之上，避开朝廷三省六部的约束和制衡。
由于这些使职主办具体事务，时间一长，朝廷的权力反而转移到了这些中下层官吏的手中，将朝廷正式官员晾在了一边，造成了庞大的冗员和朝政效率的低下，进一步加剧了大唐帝国财政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