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仅仅只是做了个开场白，这场时间跨度明显短不了的会议，便陷入了一阵极为漫长的沉寂之中。
——垄断。
准确的说，是国营单位垄断某一大宗商品。
放在后世新时代，这尚且是一件盘根错节，需要剥丝抽茧，层层疏离的大难。
在这两千多年的汉室，难度自更是不言而喻。
就拿五年前，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关中出现的粮食价格波动，以及后续一系列动荡距离。
商人们为何要哄抬粮价？
因为更高的价格，可以让商人牟取更多的利润，赚更多的钱。
那朝堂中央为何要出手，平抑粮价？
因为稳定的价格，更有利于底层民众的生存，能更好的保护底层民众，以及社会的稳定。
双方各有所图，想要达成的目标针锋相对，遵从的逻辑南辕北辙，这便是矛盾。
而且是极为尖锐的利益矛盾。
——一方要吃人，一方要保人。
最终的结果，便不外乎：要么前者如愿吃人，更甚至吃掉后者；
要么，是后者如愿保下人，更甚至抹除前者。
但这件事对于后者——对于想要保护民众的朝堂中央而言，真正的难点就在于：商人们哄抬物价，往往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们的险恶意图的。
商人们哄抬物价，从来都不会直接了当的说：我今年想多赚点钱，所以涨价了；
你们这些泥腿子乖乖掏钱吧！
而是会扯一些产量下跌、成本增高、需求增长之类的幌子，以名正言顺的哄抬价格。
——不涨价不行啊~
——不涨价就要亏本啦~
——地主家也没余粮啊~
等诸般此类。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长安朝堂中央，还是郡县地方官府，其实都不太方便以太过强硬的手段，去镇压‘事出有因’的货物价格。
人家涨价，是有‘正当理由’的！
你官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死活不让人家涨价，还讲不讲道理了？
于是，官府只能‘讲道理’。
即：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通过抛售平价粮，来宏观调控市场。
——你高价卖，确实‘事出有因’，虽然道德败坏，但终归不犯法，我确实管不着；
可我低价卖，那也是心系天下苍生，非但光伟正，而且同样不犯法！
你乐意高价卖随你；
我乐意低价卖，你也照样管不着我！
通过这样‘讲道理’的方式，以合乎市场规律的手段，低价抛售来压制物价，是绝大多数统一政权控制物价最直接，同时也是最明智的手段。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
——当年的刘荣，原本并不打算通过官营粮米，来让少府内帑垄断关中粮食市场。
最开始，刘荣的目的，仅仅只是压下当年，隐隐有飞涨趋势的粮价；
别说是对哄抬粮价的商人们，以及背后的幕后黑手‘秋后算账’了——就连次年的粮食价格，原本都不在刘荣需要考虑的范畴当中。
至于后来，刘荣‘蹬鼻子上脸’，从最开始的平抑当年粮价，发展到稳定未来数年的粮价；
再到一劳永逸，直接官营粮米，几乎永久性平抑关中粮价，以达成对关中粮食市场的垄断——这一系列变化，其实都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如果一开始，刘荣就提出官营粮米，由官方垄断关中粮食市场，那这件事做成的阻力，很可能连先帝老爷子都扛不住！
从朝堂内外，到功侯贵戚，再到东宫、宗室——整个世界，除了没有任何发声渠道、政治话语权的底层民众，其他所有人，都会成为这件事的阻碍。
刘荣之所以做成这件事，正是因为从头到尾，刘荣都没有把垄断当做目标——至少是没有表露过这个意图。
平抑粮价，是刘荣获立为储后的第一次考试，有理有据；
清算商人，是太子储君雏凤初鸣，向天下人展露储君之怒，合乎常理。
至于后续的少府内帑官营粮米，垄断关中粮食市场，也‘绝非’刘荣早有此意；
而是先前，刘荣清算商人的时候有点‘上头了’，把人杀完了才反应过来：哎呀，关中没粮商了呀！
这可咋整？
好吧，事儿是我惹出来的，那就只能由我收拾残局了——就让少府辛苦点，代替商人们的位置，当几年粮食贩子吧。
等啥时候，关中重新涌现出一批粮商，少府再把担子卸下来，把粮食生意扔给民间商人……
没错——当年，定下官营粮米一事时，刘荣明面上的说辞，是‘由少府无限期暂掌关中粮米事’。
无限期、暂掌。
只能说，政治这门学科，极其注重语言的艺术。
就这样，刘荣以‘皇命难违’为由平抑下粮价；
又以‘悖逆储君’的罪名清洗粮商；
最后，再以‘关中缺粮商’为由，让少府内帑顺利达成对关中粮食市场的垄断。
整个过程，刘荣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理有据，合情合理，没有哪怕片刻展露出‘我要动谁蛋糕’的意图，不动声色之下，达成了自己最终的目的。
事后，即便有人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却也是为时已晚，米已成炊，只能接受现实。
从这件事——从刘荣拐弯抹角，以这种顾左右而言他，道出扯虎皮、找借口的方式，才终于达成对粮食市场的垄断，就不难看出在国家层面，达成对某一货物的全面垄断，难度究竟有多大。
毕竟难度不大的话，刘荣当年就不用那般费尽心机。
而这一次，刘荣又要由少府出面，达成对盐、铁市场的官方垄断。
由于上一次垄断粮食市场的‘前科’，考虑到既得利益者都已经产生了免疫力，再曲线救国没有意义，刘荣这次选择直入正题：朕要搞垄断！
那么接下来，朝堂中央最需要解决的事，其实和盐、铁本身都没什么关联。
——生产、运输，又或是售卖，那都是少府的事。
即便是考虑到生产场地、运输路线，亦或是销售渠道之类，也都是三公九卿某个属衙，又或是几个属衙的主官凑在一起聊一聊，就能轻松解决的事。
能让刘荣把朝中，和这件事有关的所有重臣召集在一起，来共同商讨的问题，单从这次会议的规格来看，就不可能是什么小事……
“盐……”
“铁……”
在极为漫长的沉默之后，最先从思绪中回过神的，是丞相刘舍。
只能说，不愧是少府出身的丞相。
类似这种有关商业，又或是平准、均输的事，如今汉室，恐怕找不出比刘舍更精于业务的人了。
只见刘舍皱紧眉头，低声呢喃一阵，终深吸一口气，神情凝重的转头望向刘荣。
“陛下当知，我汉家虽以商贾为贱业、末业，太祖高皇帝更曾制：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另户别居；”
“然，商贾之业、工商之利，亦乃太宗孝文皇帝所不制、所不禁之业也。”
短短两句话，便引得其余众人各自从思绪中回过神；
正当刘舍要开口再言，却见上首御榻之上，刘荣当即浅笑着点下头。
“太祖高皇帝曾定下规矩：商贾不能身穿丝绸做的衣服，不能称作马车，应当纳入专门的商籍，并统一居住到官府划定的商人聚居区。”
“但不用朕明说，诸公其实也都明白，太祖高皇帝定下的这些规矩，其实早就名存实亡了。”
“——如今的长安街头，衣着最奢靡、最华贵，马车最气派、最华丽的，绝对不可能受百官公卿、功侯贵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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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都未必是朕！”
“而恰恰是那些家财万贯，却又被太祖高皇帝明言禁止‘不得衣丝乘车’的豪商、巨贾。”
…
“自孝景皇帝三年，朕以监国太子之身执掌朝权，至今已有五年。”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朕曾听闻至少二十家资产超万万，且名扬关中的豪商巨贾。”
“但在丞相府、内史属衙的商籍名录当中，却根本找不出这些豪商的名讳。”
“——几乎每一家商户，都在小有家底的时候，就走通了不知道哪家高官的门路，将户籍从商籍挪了出来。”
“门路硬的，直接转了农籍；”
“稍差一些的，也大都转了工籍。”
言罢，刘荣还不忘挑起眉角，似笑非笑的环视殿内众人。
被刘荣这耐人寻味的目光扫过，刘舍、窦婴、韩安国、石奋四人，只尴尬的笑着低下头，显然是默认了刘荣的说法。
而在末席，汲黯、张汤、颜异三人，也可谓是面色各异。
作为律法口的人才，张汤几乎是瞬间神情严肃地低下了头，好似是在考虑‘如何让规矩重新发挥效用’的办法。
作为法家出身的官吏，张汤对商人群体的感官不言而喻。
——在法家的政治思想中，商人，是和儒墨学者、游侠刺客、说客、仆从并列的‘五蠹’之一。（《韩非子·五蠹》）
在法家看来，五蠹，便是社会上的五个不安定因素。
儒墨学者，以歪门邪说扰乱国家法度、思想；
游侠刺客自不必说——以武凡禁，视法度为无物，视人命如草芥！
说客则危言耸听，动摇施政者决心，让政策无法长久贯彻；
仆从则依附权贵，逃避平民本该承担的劳役、税赋，对国家造成损失。
而商人，则更像是前面四者的结合。
——商人逐利，不重德行，对社会风气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儒墨学者的歪门邪说更甚！
——商人居无定所，游走于各地，蓄养护卫，完全不介意在荒山野岭，做上一笔杀人越货的勾当，比游侠刺客都更暴力！
——商人道德败坏，心思又过度活泛，往往每到一地，都能和当地的官员蛇鼠一窝，能很轻易的将原本清廉、正直的官员腐朽化，比危言耸听的说客都更可恨！
——商人不事生产，不缴税、赋，不服徭、役，逃避的义务、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比依附权贵的仆从更过分！
所以在法家内部，商贾也被称之为：五蠹之首。
绝大多数法家出身的学子都认为，商人这‘一蠹’的危害，甚至比其余‘四蠹’加在一起都更大。
真要说起来，张汤对商人的态度，其实都还算法家士子中，难得的平和、淡然了。
换做旁人，怕是刘荣话音未落，便要跳出来立军令状，扬言‘不杀尽天下商贾，提头来见’了。
张汤低头沉思，一旁的汲黯则是皱着眉头，面上明显透露出些许不愉。
——汲黯为人正直，甚至正直的有些迂腐；
所以在听刘荣说‘规矩虽然还在，但早就没人遵守了’时，汲黯不自觉皱起了眉头。
虽非法家出身，但自诩为汉家唯一执政党的黄老学，对于商人阶级的感官，本身就和法家没有太大区别。
而汲黯作为日暮西山的黄老学当代人才中，难得一见的佼佼者，对于商人这个上蹿下跳，破坏社会稳定的不安分因素，显然也是有些不齿。
但毕竟是黄老出身——相比起那好似鲨鱼闻到血腥味，本能就要‘杀戮’的张汤，汲黯的第一反应，是再看看。
黄老学就是这样，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再看看，尽可能不要干涉。
实在到了不干涉不行的地步，再一次性重拳出击，直接毁灭掉这个破坏安定的因素，然后再恢复到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慵懒状态当中。
倒是末席的颜异，几乎是在刘荣话才刚说出口时，便‘对号入座’般羞愧的低下头。
——儒家的政治倾向，是相对比较亲近商人的。
准确的说，是亲近那些有钱、有权，能在某一层面帮助自己的群体。
权贵能为儒家发生，儒家自然亲近；
商人能给儒家出钱，儒家自然也亲近。
甚至就连儒家所提倡的生活模式：躬耕传家，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地主经济。
与如今汉室所提倡的‘小农经济’稍有不同的是，儒家提倡的地主经济，是大宗族、大地主为单位的社会经济模式。
颜异之所以会觉得羞愧，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规矩之所以‘形同虚设’，绝大部分的功劳，都要算在儒家的头上。
另外一方面，作为学阀子弟、名门之后，颜异背后的家族，就没少和那些‘卑贱’的商户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