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允忽而抬眼看了一下章惇，道：“官家……要叔父主持此次改制？”
章惇看了一下苏允，眼睛里露出满意之色，道：“怎么猜出来的？”
苏允笑道：“叔父回来了，这样的大事，舍叔父其谁，而且……以叔父的性格，若非事关自己，怎么会随意与我这等局外人说这等事情。”
章惇点点头道：“这改制，很难。”
苏允点头道：“权力回归三省，明确官员职责，官员的升迁都要参照《寄禄格》。
以后以阶易官，使官员的职务与职称相符合，可减少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现象。
也减少了官员之间职务界限不明，相互扯皮推诿的现象，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财政不必要的开支。
对朝廷来说是好事情，但对主持此事的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众矢之的啊。”
宋代前期，正官、阶官、寄禄官实为一体，而都与职事相分离。
宋真宗以后，寄禄官每三年（后为四年）一磨勘，相当于唐代的官员考课，但只是官样文章，防止作弊伪造而已。
只要没有大过，就可以平平稳稳地升迁。差遣的升迁决定权在于皇帝及主管部门的好恶。
另外，如官吏获罪，只要不是大罪，也只罢差遣而不降寄禄官。
这种制度自然被一般庸碌、腐败的官员所欢迎。
谁想要打破这种局面，谁就是众矢之的。
大家自然也知道这肯定是赵顼的主意，但谁来主持，谁就是众矢之的，大家奈何不了赵顼，难道还不能整治这个主持之人。
果然，章惇道：“陛下许我一个参知政事。”
苏允心中一动，原来如此！
历史上章惇丁忧回来，知审官院后，改参知政事，随后不过数月，便被贬职地方。
而章惇所犯之罪名乃是因为章惇的父亲章俞侵占百姓沈立的田地。
然后沈立拦路向章惇告状，章惇把他抓到开封。
大理寺弹劾章惇的父亲太子宾客致仕章俞、弟弟颍州沈邱县主簿章恺，侵占民田。
章惇奏事，及报上，不符实际，又按察裁决所开始时，追治堂吏王冕等，证实周之道等人的话。
章惇以为有司不当信王冕等语，想虚构捏造次数，强迫执政，以此报制勘所，仍称请尽情彻底查究，不可以只信其谬说，坐不适当指挥制勘院，固有是责。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沈立田地被章惇的父亲弟弟所侵占，沈立却拦住了章惇告状，这就是什么‘堂下何人，竟敢状告本官？’
沈立就那么相信章惇的操守？
不去开封府告状，反而跑章惇面前去告状？
二是这种事情章惇若是知道父亲弟弟真做了这种事情，不想着赶紧掩盖，还自己亲自往上报？
三是章惇做了一辈子官，尤其是要说宋哲宗赵煦亲政后，对哪位朝廷大臣最受宠信，那非章惇莫属。
在赵煦亲政以后，章惇第一时间从地方召回到东京汴梁城，出任朝廷的宰相，负责驱逐旧党和恢复新法。
赵煦对章惇几乎是言听计从，就连废除太皇太后高滔滔、皇后孟氏的大案要案，都要与章惇进行商量。
这一时期章惇在朝廷中的风头独一无二，他独占宰相之位七年，是宋朝极为罕见的独相，可谓是权倾朝野。
在封建王朝时代，如果出现这样的独相，那他的家族和子嗣肯定是鸡犬升天的。
然而章惇却对自己的四个儿子严加要求。
他的四个儿子中，除了第四子章援在朝廷中出任从八品的校书郎外，其他儿子都被他外放到了地方州县。
他们或出任知县、或出任州通判，都不在朝廷中枢任职，也没有什么权力。
这样的人，你说他会因为父亲弟弟侵占别人的田地，然后与人对簿公堂？
还有一个是，有没有侵占别人的田地，这事情是很容易查的，为什么还要章惇屡次称请尽情彻底查究，不可以只信其谬说？
有没有问题，查就是了，为什么不查呢？
章惇屡次请查，但就是不查，直接就将章惇给放置地方了。
嘿嘿。
苏允之前还以为是章惇这人性情高傲的缘故，如今联系上这个元丰改制之后，苏允这才恍然大悟起来。
历史是很奇妙的，有些东西你自己不深想，根本就难以接近真相。
若是这事是苏轼所犯，那么里面的事情都会被一一考究出来。
但若是章惇这样所谓的‘奸臣’所犯，那不过是这奸臣的另一个罪名而已。
至于真相，那并不重要，没有谁在乎一个奸臣身上的冤假错案。
在苏允的那个时候，有人说起章惇，依然还是觉得这是个大奸臣，这是北宋覆灭的的原因之一。
而就算是有王夫之、梁启超这样的大学问家为其正名，但依然没有什么用。
有的人看不到历史背后的真实。
有的人看到了，但害怕这样人，也将其打入黑名册。
有的人将章惇这样的人恨得牙痒痒，自然不会主动为其发难，还要将其踩上一脚才痛快呢。
苏允沉默了一会，道：“叔父，事不可为，宜保自身。”
苏允说的是真心话，这次的水很深，若是能避开，最好是避开为妙。
在王安石二次罢相、吕惠卿被贬地方之后，章惇和蔡确实际上已经新党领袖，虽然王珪还挂着首相的名义，但并不管事，真正变法的是章惇和蔡确。
而在元丰改制后，章惇被贬地方，王珪被蔡确哄骗，名为首相，实则大权却是蔡确所掌握。
最终这元丰改制最大的受益者除了宋神宗赵顼，受益最大的便是蔡确，而章惇、王珪全都是受害者。
从谁得益谁是凶手的的原则来看，章惇被冤枉贬谪地方的幕后黑手，只能是蔡确。
当然啦，也有可能是王珪，毕竟王珪被哄骗，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当上中书令，而章惇亦是他认为的唯一竞争对手，因此有所打击也是有可能的。
章惇摇摇头道：“新法需要改制，我怎么能因为自己保身而置之事外。”
苏允点点头，既如此，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这对章惇来说未必不是好事。
如今已经是元丰三年，离着神宗逝世也不过四五年时间，章惇就算是掌权，也做不了什么。
这个时候上台，反而风险极大。
蔡确虽然借着这次改制成了实际上的掌权者，但经过这次改制，大权被神宗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就算是蔡确的权重，也并不体面。
赵顼虽然按照顺序任命王珪、蔡确为相，却不加以礼重，多次因为小错对他们处以罚金，每次受罚就去宫门谢罪。
宰相受罚金并去宫门谢罪这种事情是前所未有的，以前的宰相总揽政事，皇帝想要插手政事，都得跟宰相好好商量，何曾有过这种侮辱之举？
而随后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垂帘主政，立即引北方大士族代表韩缜为右相，并用韩缜两个侄子为列卿，与蔡确相抗衡。
宣仁太后以蔡确在担任宋神宗的山陵使时，灵车出发的前天晚上，他不在外住宿，在路上又不侍从，回来后，还不请罪为由，让御史刘挚、王岩叟接连弹劾他。
随后保守派陆续返朝廷，司马光、吕公著被任用后，要全面废除新法。
蔡确不让，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说那是自己建议实行的。
于是元祐元年闰二月，被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
第二年，因他弟弟蔡硕的事被削夺官职，转任安州，又转任邓州。
又因《游车盖亭》诗语涉讥讪朝廷而被追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后卒于贬所。
蔡确的下场极为残酷，先是被贬为陈州知州，又被一步步转任安州邓州，随后又被追贬为别驾，新州安置，最后死在了新州，若非死了，估计得被继续贬谪，直至白身。
这一步步的，是为剥麻。
所谓剥麻，《朝野类要·降免·剥麻》中是这么解释的：“本朝无诛大臣之典，故大臣有罪，亦多是先与宫观，然后台谏上章，得旨批依，别日又宣麻降之，渐次行贬。”这若不是深仇大恨，绝不至于做得这般过分！
至于宣仁太后为什么对蔡确这般狠辣，一是因为其中有吴处厚在其中推波助澜，说蔡确的《夏中登车盖亭》绝句诗句中隐喻宣仁太皇太后为武则天。
宣仁太后看到这些被人肆意曲解的诗句，大为震怒。
有宋一代对于唐人绝对是可以用“口诛笔伐”来形容的，对于武后的乱政和唐太宗的弑兄杀弟更是深恶痛绝，宣仁老太太在内心中是最害怕有臣子非议自己的。
当然，最为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宣仁太后对新法深恶痛绝的缘故。
她最怕的是蔡确有朝一日再次得到重用，会再行新法，所以蔡确必须死！
哦，当然，章惇也一样讨不了好，一样被一贬再贬，不过章惇身体好些，并没有在贬谪途中死去，还有东山再起之时。
在宣仁太后、司马光等人掌政期间，对蔡确、章惇新党的打击，是极为残酷的，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剥麻的手段却是一再上演。
后来章惇再次回归朝政的时候，用同样的手段炮制旧党，也不足为奇了。
冤冤相报罢了。
想及至此，苏允摇了摇头，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当官的原因。
这个时期，大家的重心根本不在治国理政上，全都是党争，这会儿进去了，又有什么意思？
一会你是奸臣，一会我是奸臣，相互攻讦，冤报不休。
章惇诧异道：“你又是点头，又是摇头，你想说什么？”
苏允笑道：“点头是我钦佩叔父为国的决心，摇头是对此事的不看好。”
章惇道：“无论怎么说，这个改制总是好的吧，剔除掉那些禄蟲，总归不会是坏事吧？”
苏允笑道：“政事堂之设置，就是为了提高效率所置。
唐初确立三省制以后，由于三省事权分立，往往产生弊端，尤其是掌握出令权的中书省和掌握政令审核的门下省不时因政见不同而互相扯皮、推委搪塞。
有鉴于此，唐太宗遂决定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合署办公，其办公地点称为政事堂，
其后，由皇帝指定入政事堂议事，并以本官加带“参知政事”、“参豫朝政”、“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亦为宰相。
现在又要恢复三省的三权分立，届时反复扯皮，效率并不会更高，而是会更加拖沓。
而京中好改，地方却难，京中就算是改好了，真正施行政令的其实是地方，地方不改，政令一样下不去，又有何用呢？”
章惇沉默了。
其实这些问题他不是看不出来，而是看出来了，但也无可奈何罢了。
苏允又捅了一刀，道：“此次一改，宰相之权必然削弱，君主之权重矣。”
章惇猛然看向苏允，忽而想起苏允的那篇《论汉唐宋三朝之政治得失》中所说的君权相权之争，心中顿时悚然一惊。
三省相互扯皮，必然要皇帝出来主持公道，到时权力定然归于赵顼一身矣。
章惇思忖了一会，道：“好了，此事到此为止，你莫要跟外人谈论此事，一旦泄露，你必危矣。”
苏允点点头，道：“待得面圣之后，小侄便回黄州矣，朝廷之事与我无干矣，叔父请放心吧。
若非叔父以诚待我，我亦不会多嘴，以后我守口如瓶便是。”
章惇点点头道：“好了，今日便说这么多吧，手稿带来了么，这几日写了多少？”
苏允有些羞惭道：“只写了三回。”
章惇点头道：“听你说已经差不多要完结了，尽快抽时间写完。”
苏允点点头。
吃完了晚饭，苏允便辞别回了小院。
回到小院时候，阿虎等人已经回来，一个个显得很是兴奋。
今日他们又去了大相国寺，虽然今日大相国寺没有开市，但他们在外面摆摊，竟也是卖了上将近两千灌饼。
这倒是令得苏允有些惊诧。
阿虎解释说，大相国寺平日里人也极多，虽然不如开寺时候，但亦是人流如梭。
今日经验比较丰富，又多摆了一个车子，因此数量也上去了。
瘌痢头又道，说他叔叔已经将摊子车改出来了，明日亦是可以试用了，说不定明日一辆摊子车，两个人都可以满足平时所用了。
苏允勉励他们一番，便躲进了书房之中。
今日与章惇一番谈话，苏允的心情并非很好。
想及接下来的党争之残酷，苏允也是不免心惊。
以前他是担心苏轼，现在与章惇接触多了，亦是开始担心章惇了。
在苏允看来，苏轼也好，章惇也罢，不能简单用好人坏人来评断他们，他们的一生，都是在为国家考虑。
苏轼自不必说，王安石主持变法时候，他看到了变法的缺陷，不惜己身上书，因此被嫉恨被贬谪。
而后来司马光等人要全盘否定新法，苏轼看到了新法的可取之处，再次劝告，说不该全盘否定，应该有所取舍，但又被嫉恨而再次贬谪。
有人说苏轼不会做官，但若是不顾良心，自顾惜身，只把升官当做会做官的话，苏轼的确是不会当官的。
但是国家与百姓都需要有这样的良心。
至于章惇，历史上说他变乱名实，颠倒是非，拔擢群小，布列中外，阴邪惨酷，更相唱和，流毒四方，感动天变。
令得朝廷群阴廓开，俊杰勷征，奸回窜伏，当国七年，窃持威柄，祸及天下，勇于害贤，敢于杀人，临大变，订大事，包藏阴谋，发为异议……
这些不过是政敌的攻击罢了，当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不要看他说了什么，也不要看对手说了什么，而是要实实在在看他做了什么。
章惇一生致力于恢复新法，并修正新法的诸多弊端，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熙宁新法的缺陷，没有一味的排斥元祐时期的政策而是学习其好的政策。
任三司使期间，提出天下财赋汗漫，无以察其耗登之数请选置才士，删修为册，每年校其增亏，以考验诸路当职之官。
随后设置三司会计司，把天下的户口、人丁、场务、坑冶、房园、租额、年课之类，重新登记，使有无相通，以省察国家大计。
这些都是行之有效，对国家百姓有利的行政。
在用人上，章惇下令中外学官，不是治科、进士、上舍生而入官的人全部解除官职，解除所有凭借私人关系而任官之人的官职。
章惇独相七年，从来不利用宰相的权利赠送官爵给自己的亲信。
而且，章惇是真正开疆拓土的功臣，章惇开拓西南，从此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贵州东北、广西西部被真正纳入宋朝版图，成为中国的一份子，再没有脱离过。
而在章惇主政期间，宋朝对西夏的战争，基本上是占上风的，把西夏打得俯首称臣。
当剔除打击旧党之外的章惇，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这是个极为出色的宰相，能力过人，个人操守毫无指责，比起那个打战不行，当宰相不行，但一人升天鸡犬得道的韩忠献，章惇不知道要强了多少。
苏允同情苏轼，亦是同情章惇，而且对于章惇，总是有一种悲情英雄的怜悯感觉，苏允着实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两人最后翻脸成仇。
只是苏允总是有些矛盾，他不愿意参与到这样的争斗之中，但想到以后，他又觉得有些不忍。
不过苏允很快又将这些想法给抛掉了。
——特么的小爷只管吃好喝好，其余哪怕洪水滔天，又干我何事？
只是这一晚他写完三国演义睡觉后，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面，苏轼被一贬再贬，最后六十二岁的时候被平反，北归途中死在了常州，极为凄凉。
梦里面，苏轼临终前跟苏允说：“我很想念黄州的鱼汤，什么时候让阿回再给我做一次？”
而章惇被宋徽宗嫉恨，虽然已经七十岁高龄，但依然以近乎剥麻的手段，一贬再贬，最后死在了贬所。
梦中章惇道：“你不愿意做官便不做，但我还是愿意让你当我女婿，你须得护你若姐一世周全，否则我做鬼也不饶你！”
咦？这是什么梦？
苏允张开手指，挡住了外面倾泻进来的阳光，有些愣神。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