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儿，老师当三十一年了，还在当。家人问当三十一年还没当够？当老师真就那么好玩儿？年轻同事则偶有人问我三十一年来的感受，似想作为他自己是否也当三十一年的参考。校内媒体则郑重其事地让我谈谈作为老师如何在这个时代安身立命求得精神的超越、思想的自由、学术的独立以及薪火的传递等宏大主题。也是因为今天三杯小酒下肚，忽然有了涂鸦冲动，遂伏案提笔，在此一并作答。
说实话，倘以当下标准衡量，我是没资格当大学老师的。我一九六五年上初中，勉强念完初一“文革”就来了，往下再没念成。七二年念大学念的是“工农兵大学生”，在校三年零八个月至少有一年零八个月学工学农学军和批林批孔批邓。一九七九年“回炉”读研三年倒是正规的，但即使这样，所有上学年头加起来，也不过相当于高中毕业。说痛快些，小学上大学，高中生当大学老师。八二年开始当，八五年破格当副教授，九八年非破格当教授。今年二O一三年――当三十一年了，是该说点什么了。
说什么呢？想说的第一点实际上已经说了：我当大学老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原因（说历史的误会未免自虐），而我想说的第二点也同样与历史有关――假如我在精神的超越、思想的自由、学术的独立方面多少有一点作为并相应获得认可的话，那么我想也应该首先从我经过的那段特殊历史或个人特殊经历中去寻找原因。
不言而喻，我算是“文革”过来人。作为“文革”过来人，在“文革”过后始终有这样一个又粗又黑的问号如魇住一般挥之不去：当国家、民族这艘巨轮驶入危险而荒唐的自毁性航道的时候，当知识分子视之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文物、典籍等历史凭依和传统文化惨遭腰斩和焚毁的时候，当天下无数苍生的尊严荡然无存甚至身家性命朝不虑夕的时候，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的知识精英为什么集体失语甚至有人与江青之流同流合污？一言以蔽之，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成为校正历史舵轮的积极的制衡力量？因此，窃以为培育自觉充任超越于派别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利益以及利益集团之上的真正忧国忧民，即真正为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怀有使命意识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层不仅实属必要，而且是当务之急。应该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层国外有过，现代也有，如爱德华・W・萨义德和苏珊・桑塔格；中国古代有过，如屈原、司马迁、建安七子、李白、辛弃疾、陆游、方孝儒、王阳明、袁宏道、顾炎武。民国有过，如鲁迅、胡适、刘文典、张奚若、周炳琳、陈寅恪。
是的，陈寅恪，九十年代通过《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一书同陈寅恪的“相遇”，对我有明显影响。他在传统文化风雨飘摇之际甘愿为其“托命人”的远见卓识与执著精神，他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强调“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并身体力行的士人气节与铮铮铁骨，在处于困惑中的我的面前陡然竖起一座寒茫四射的摩天冰峰，让我为之仰视和倾倒。其后我又“认识”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梁漱溟、“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马寅初，“复习”了“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鲁迅……回想起来，是这样的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为我因“文革”而产生的特殊精神底色相继抹上了浓重的几笔。
而这无疑影响了我的教师生涯走向和生命姿态――使我专注于专业而又超越了专业、服务于校园而又走出了校园，将眼光投向了更为广阔和波谲云诡的领域，尝试以一介文弱书生之声为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为呼唤文化乡愁与良知、为凝聚正能量以推动社会变革而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即使所谓壮夫不为的文学翻译活动，我也基本没有过多偏离这条自定的主线。例如通过四十余部村上译作所传达的对于个人尊严、个体差异性的推崇和尊重这样的价值取向，未尝不可以说已经影响了一两代无数读者，从而为加速多元化公民社会的到来多多少少做了社会心理方面的铺垫。与此同时，对于学术研究也大体怀有这样的社会担当意识，力求使自己的论文和相关评论文章在“象牙塔”与大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为民众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考和启示。而另一方面，对申请各类项目则不甚热心，对申报奖项之类更无兴趣。
其实，我觉得问题主要并不在于项目和奖项本身，而在于以此为核心甚至刚性指标的学术评价体制。这样的评价体制和导向，使得大学越来越失去民族精神家园守护者的荣耀和世俗社会灯塔的光环，使得大学教员越来越多地沦为钱理群所批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使得学术越来越成为获取一己之利的“私器”，同时使得纯粹出于个人学术兴趣的钱锺书式研究越来越不受待见。而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着。原来的问号没有消失，又增加了形形色色新的问号。心中苦楚，人何以堪。所幸，我和我这样的人也还被不少人需求着认可着甚至尊敬着――我就这样度过了教学生涯中的第三十一个学年，开始步入第三十二个年头。“三十功名尘与土”――用之于我固然谬以千里，惟此三十之数，偶然同之，姑且借以抒发某种人生况味。
（01.9.0）（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