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一张16万元的专辑
他还做过一件傻缺的事。
他一直二到现在，或者未来。
他循环不停地二着。
我们一开始卖碟都是找支电熔麦克，跑到朋友酒吧里录现场版，然后把deo 用电脑光驱刻录出来。我们把这种碟叫毛片，取其手段原始、技术粗糙之意。往好里说是原汁原味，但给专业音乐制作人听的话，无异于一次性饭盒里盛着夹生饺子、没褪干净鸡毛的黄焖鸡。可一般购买者谁在乎这个啊，再说民谣听的是歌词内涵，本就和技术品质没太大关系。
我坚持以上看法和想法，一直到现在都懒得在配器和录音上下太大功夫，即便录歌也万分抵触各种idi 手段。
他却不，卖了两年毛片后，轴劲儿上来了。不过是一个日日混嚼谷的流浪歌手，却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东求西告地筹钱，奔成都，跑广州，租录音棚，买版号，托朋友找知名的音乐制作人，自己监棚给自己录制专辑。他花干净了身上的每一分钱，带着母带一路搭顺风车回丽江，饿得马瘦毛长，一见面就和我抱怨广州的碗太小菜太贵。
我听了下他录制的这张专辑，叫风雨情深。厚厚的外壳，铮亮的黑胶盘，制作精良，内外兼修，编曲和录音不亚于一个出道歌手的专辑品质。我问他共多少钱，他说没多少。
“那到底是多少”
他假装满不在乎地说：“16 万。”
说完，脖子都是僵的。
16 万一辆sart 微型车的价钱，一套发烧单发，一个二线歌手一场商演的报价。一个中产阶级或许可以满不在乎地报出这个金额，但无产阶级的大军你满不在乎个什么劲儿啊你16 万，一张碟你卖50 元，卖3200 张碟你才能回本。你能保证丽江天天不下雨吗这里半年是雨季你能保证琴被没收的时候，碟片不会被没收吗
我替他心痛，马后炮地骂他：“花个一万两万元的品质比之前的deo 好点儿就行了，你有几个钱能糟蹋你不需要打榜，又不需要拿金曲奖。”
大军很包容地看着我说：“可那是我自己写的歌啊。”
我形容不出那种眼神儿，好像他是个戴红箍的，我是个随地吐痰的。
“那好吧，那我帮你推推歌吧，说不定哪一首忽然爆红网络，半个季度你就回本了。你说好不好，我说，你觉得呢唉，我和你说话呢，大军”
他“嗯嗯嗯”地应承着，聋子都听得出那种敷衍。“你和我敷衍个什么劲儿啊你又不用担心欠我的人情。你不是缺钱吗你是缺钱还是烧钱”我知道他是个没什么世俗野心的人，但作为一个在实用主义者中长大的人，我不是很明白这些折腾所为何求。
后来我发现，这次折腾只是刚刚开始。
新碟出来后，他继续以卖唱为生，计划着还完了债，攒够了钱再出第二张他甚至已经把第三张碟的封面都找人画好了。我计算了一下投入产出比，回想了一下自己认识的那些心狠手辣的理财经理，没有一个黑心理财经理的手段有大军对他自己狠。他是跟钱有多大仇啊，摁着自己脑袋，大头儿朝下往井里栽。
一起卖唱的兄弟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店了，一个接一个地在丽江租得起院子了，他依旧在三步一亭、五步一岗的流浪歌手们的夹缝中讨生活。他自己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销售额度，每天下半夜才收工回家蒸饭，每天卖唱的时间几近五个小时。
或许是因为品质的提升确有药效，他名气慢慢地越来越大，开始有人慕名来听他唱歌，主动买碟。我后来认识一些朋友，很会唱歌，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以好到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称王称霸，在“快男超女”的舞台上加冕桂冠，可如果把他们都放在没有反送音箱的街头，我坚信没有人能唱得像大军那样动听，一个都没有。
你见过不做作不装逼不孤傲清高也不谄媚满脸的流浪歌手吗
当下的大军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简直可以用不卑不亢来形容，你若给他鼓掌，他面带微笑，宠辱不惊。他收钱的时候几乎是一种理直气壮，他说：“我的碟好啊，什么电脑都能放出声音来”他说这句话时，我常常暗暗咽下一口血，眼前飞过一只乌鸦，尾巴上拴着个牌子，上面写着：16 万元。
自从开始卖新碟，他就变得很有亲和力，甚至会很自信地赞美认真听歌的人们：“哎呀，谢谢你专门来听我唱歌，我的碟好啊，什么电脑都能放出来你长得这么漂亮，你是从成都来的吧。”
在他的脑子里，所有漂亮的姑娘都是从成都来的，哪怕人家讲的是广东话。
关于姑娘，我知道和他有关的故事有三个。
睡着的人怎能叫醒另一个做梦的人
小洋芋是上海 ，典型的公司白领，挤地铁、吃盒饭，在朝九晚五的日子里理智度过漫漫人生：理智的同事、理智的家人、理智的生日派对和相亲、理智地麻木不仁。
于是，她攒了年假来丽江放空，没想到遇见了他，一开始是艳遇，然后骤跌进了真爱。大军是她的安眠药，她心甘情愿地跌进了一场深睡眠。
小洋芋毅然决然地辞职，告别所有清醒的日子，剃了光头陪他浪荡在丽江街头。昂着的青皮脑袋，就像一颗圆圆的青皮西瓜，半蹲在他旁边打手鼓。他唱歌，她就打鼓，双眼微睨，乍一看像个刚还俗的大尼姑。颠覆一种生活方式，爱上一个流浪歌手，跟他卖唱在街头，是小洋芋的修行。她从不喊大军的名字，只喊一声“喂”，大军却很喜欢喊她的名字“小洋芋”，胡子拉碴的男人拉长声音喊，有种微妙的温柔。他给她起的这个外号，实惠又管饱的意思。
这个有点儿二的姑娘，一点儿也不像是个爱上流浪歌手的文艺女青年。她胸部饱满红唇也饱满，嘴上永远叼着半支烟。看人的眼神直勾勾的，爱喝酒不爱说话，别人讲笑话的时候，她永远是冷冷地破梗的那一个。
我坐在自己的小酒吧逗客人玩：“有只鸟在天上飞，它只用一只翅膀飞，你们说为什么”她在一旁不等别人思索，立马接口：“因为它愿意”“还有一只鸟也在天上飞，它只有一只翅膀”她依旧不看脸色地接话：“因为它很坚强，唉，这个冷笑话我早就知道了。”
除了大军，她说话做事都不太在乎其他人的感受，一点儿也没有上海女人的缜密精致。20 大几发育良好的大姑娘了，依旧仿佛一个叛逆期的不良少女。
我却觉得懂她，她只是理智的日子过得太久了，刚刚开始体验青春期。她正试着在自己的梦中选择自己发育的方式。有好几回，我看着她，忍不住想伸出手去拍拍她的肩膀，像拍17 岁的自己那样。
她在丽江结识的朋友不多，天天糖黏豆一样贴在他旁边。对他却是发自真心地好，屁颠儿屁颠儿的，再饥一顿饱一顿也受得，再不遮雨的出租屋也住得。眼耳口鼻舌身意，她关闭了部分感官，并未觉得苦。
我常去他们租住的小木屋蹭饭。楼下是厨房，有口好大的锅，楼上除了床和琴，别无长物。床单是扎染布的，摸上去粗粗的。他们搞来一块灰色的地毯铺在地板上，算是沙发、餐垫和茶海。那是个梦幻的小屋，起风的时候，整栋小木头房子会有节奏地轻轻地吱吱嘎嘎，像是一对耐力持久的爱侣，缠缠绵绵地在行周公之礼。
和所有情侣一样，两个人也吵架，一个生气了“噔噔噔”在前面走，一个背着吉他急促促地后面追，把青石板的路踩出一连串清脆的响。不吵架的时候，两个人偶尔会勾着小指走过大石桥，甩啊甩，把清寒的日子搅拌得浓郁而稠。
他们动过成家的念头，一起回过上海，返回丽江后却不曾提及和家长们交涉的情况。用脚后跟也能想出大军所遭遇的尴尬，在上一代人眼里，不管他长得有多帅气，终究不过是个流浪歌手。
他发梦攒钱做专辑，她理所应当地配合，手打鼓打裂了就缠上胶布继续打。那些白日梦，别人再劝他，她也不劝，她不是支持或理解他的追求，只是理所当然地配合。睡着的人怎么能叫醒另一个做梦的人，于她而言，丽江本身就是一场梦游。
她在丽江街头晒黑了脸，修持着这份亦幻亦真的感情，整整陪了他两年。
后来两个人的梦做完了。
按照大部分丽江爱情故事走向，小洋芋顺理成章地回归十里洋场。
他俩之间或许有过生离死别，但非外人能知晓得了。此类有始无终的故事在丽江不稀罕，常住民有自己的一套伦理体系，那是锋利而冰凉的一套体系：无所谓谁对谁错不过是一场擦肩而过。
我却还记得小洋芋写的歌词：
我会一直陪着你 不管刮风还是下雨 晴天时候陪着你 阴天依偎在一起 你是我今晨的奇迹 漫长的一天我们在一起 如果上天安排你明天离去 走遍天涯我要找到你
少女情怀总是诗，小洋芋的这首，写给的是一个叫大军的流浪歌手。
大军老唱这首歌，不论小洋芋在的时候还是离开后的数年。我听不出歌声中有什么变化，他唱得很坦然。有人故意提起小洋芋，来暗贬这个故事的有始无终，他不解释，我却能懂他。
我有个杭州朋友叫负小一，他说他从不会把“一直”“永远”这样笃定的词挂在嘴边，他说：“除非到死之前那一刻，人都没资格轻易使用永远二字。”
我有个济南弟弟叫纪宇，他肋骨上的文身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有位师父叫释寂德大和尚，他开示我时说：“有一种逻辑关系叫信心、愿力、修行。”
小洋芋呢
爱做梦的小洋芋，梦醒了的小洋芋滚啊滚进了丽江红尘，又滚回了另一个红尘的小洋芋哦，你说梦话时秉承的是怎样的信心
为何那么快让自己遗憾地醒来
2010 年，小洋芋重回丽江，不过已然是游客的身份。她皮肤变得白嫩，留起了长发，还穿着宝姿的套装裙。小洋芋重新变回了那个清醒理智的小白领，坐在我的小酒吧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大声地笑大口地喝酒。
她坐的不是我的小酒吧，是她已经放弃了的丽江。
我见不得那些欲盖弥彰的伤心，把她撵了出去。自此再也没见过她。熙熙攘攘的丽江，相忘于江湖的人们，安安全全的清清醒醒的不
爱做梦的人们，我自此再也没见过这个曾经爱梦游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