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刀和老兵，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懂得选择幸福的人。
老兵是一名老兵，他现在隐居在云南丽江古城，就在我酒吧的斜对面开了一个火塘，专卖烧烤。酒卖得特别贵，我们经常说他开的是黑店，但很多人愿意过去消费。
他从不介意我站在他们家烧烤店的桌上喝酒，很性情。我们经常是喝开了以后，大家一起站在桌上边唱歌边喝，前面就是火盆，有好几回，鞋就这么烤坏了。如果你们去丽江的话，替我向他问好，可以报我的字号，让他给你们打折，但打完折后应该也很贵。
这个男人的脑袋只有三分之二是他自己的，剩下三分之一是金属合体。自卫反击战时期，这个男人带着二百个人做敌后穿插，活着回来的只有十几个。回来之后，他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应该是一等功臣或者是特等功臣之类的吧。但他选择了放弃那一切，隐居云南，娶了一个泸沽湖畔的摩梭女人为妻，他的生育能力非常强，现在有了三个儿子。每年 日，我会回到丽江，跟他一起来过节，因为那天他会喝到酩酊大醉，然后对着一整面照片墙，来给他的战友们唱歌，唱那首望星空。
有一次我做节目，那期节目的嘉宾是望星空的原唱者董文华，我当时给老兵打电话：“我是否给你要一张签名照片呢”
他的回馈是一个字：切
他理所应当获得的一切，拿命换来的一切，他却选择放弃，然后选择了另外一种最市井的生活状态。他是幸福的吗刚认识他时，我不敢完全肯定，但一年又一年，我越来越能够感知到他内心的强大。他懂得选择，我认为他是很幸福的。
还有一个人，我甚至不敢把他不戴墨镜的照片展现出来，因为有所顾虑。
他是当年尼泊尔毛派反政府武装游击队的中国籍雇佣兵，一个正儿八经的雇佣兵。当年，我和他在拉萨相识的时候，我在街头卖唱，他每天过来帮我收钱。他收钱不是硬问人要，是真来帮忙收钱。后来我们玩得非常好。后来，他又回去做他的雇佣兵了。很多年，我一直没有他消息。再后来，我知道他的消息，是因为玉树地震后，他是第一批带物资进灾区的人。他当时带队拉着一个车队的物资开了几天几夜，开到玉树他是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一直到今天，还继续针对玉树地区做志愿者工作的人。我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希望他身上的枪伤刀伤，在阴天下雨的时候不会太疼。
我和他坐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他也会回忆往事，当他讲述那些枪林弹雨中的过往时，他呈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幸福。我愿意用一个矫情点儿的说法描述他：他在“现世存在的超越感”这点上，可能比我们很多人尝试得更多吧。
我生命当中曾经历过许多神奇的朋友们，他们跟我们在座的应该不太一样，他们跟我们的人生经历可能有些地方雷同或重叠，但后来分别选择了不一样的路。他们对梦想和理想的解构和理解，跟我们不太一样，或者说，让别人觉得你过得好在他们眼中，不是那么的重要。
我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相处，我会有机会感知到他们多元的人生出口，多元的幸福构成，我能收获一种不一样的开心。
有一个死去的朋友，他曾帮助我建立我的幸福。
初冬还是晚秋的时候，他去拉萨河旁边拍照片。那么浅的水，谁都想不到，他一只脚踩进去取景，整个人就下去了。几秒钟之后，整个人都找不到了。大家沿着河去找尸体，找了一个月也没有找到，后来大家说是菩萨把他收走了。
有一只手鼓是他留给我的。他把鼓留给了我这只鼓影响了我的我可以很肯定地讲，影响了我的半生。
如果没有当年这只鼓，我不会坚持那种生活方式：背着一只手鼓去所谓的浪迹天涯，背着手鼓沿街卖唱，挣多少钱走多远的路，不论是藏区，还是康区。能给钱就给钱，不能给钱给我糌粑也行。后来我背着这只鼓，走了大半个中国，去了很多地方沿着中尼公路，一个个的神湖，一座座的神山，玛旁雍措，冈仁波齐以及珠穆朗玛峰。我在那个鼓面上写了一行话：伴我行天涯。也写上了他的名字。
这只鼓后来在阳朔丢失了。我希望找到它的这个人，也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不知道这只鼓存留在世界何方，可能在天涯海角的某一个小酒吧，你们记着，上面有行字叫做“伴我行天涯”。如果你们见到的话，走过去拍一拍，这只鼓的声音跟世界上任何一只鼓都不一样，我一直相信这只鼓上寄托了他的灵魂。
有一年，他祭日的时候我们去祭奠他，我们在拉萨河边放爆竹，然后我抽烟，点烟，放了一排烟。我们往水里扔花，流水太湍急，花没有顺流而下，却在原地不停打转，像在跳一段胡旋的舞。
我谢谢他曾经给予我这个鼓，谢谢他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谢谢他促使我坚定了徒步卖唱的旅行方式。从而让我有机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建筑人生旅途中的幸福感。
多年的卖唱旅行，使我结识了很多流浪歌手，后来我们组建了一个小小的乐团，叫做“游牧民谣”。我们说，音乐是羊，在赶着羊游牧的路上，我们经历不同的丁字路口，同行的都是勇敢的人，有意思的人。
我认识的第一个流浪歌手，也是我在拉萨的第一个合伙人，叫做彬子。
他是北京通县的农民，木匠活做得很好。那一年，他抱着吉他流浪到了香格里拉，他在香格里拉差一点儿死在泥石流中，从香格里拉又九死一生地到了丽江。到丽江后，我们在丽江的四方街打了一架，打完架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不打不相识，我们喝酒喝得很high，聊得也很high 。后来我在丽江得了重病，躺在床上甚至可以用奄奄一息来形容。
他过来看我，带了一个烧饼，他说：“你看我来看你，是带了重礼来的。”
两层油纸打开，他把那只烧饼递给我。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他那一天所有卖唱的收入。他买了一个烧饼给我，所以那天他就是饿着的。
一年之后，我又在拉萨遇见了他。那时，他在藏医院路的街角卖唱，我就陪他一起卖唱。那时我有个习惯，会把银行卡、所有现金都留在济南，只带一张单程机票出发。我先飞到成都，到了成都之后，
徒步或搭车，想尽一切办法进藏。我们当时在街头一起卖唱，后来无意中我们聊到了理想。
我问：“彬子，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他说：“能开成一个酒吧的话，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开吧。”
那时，我们身上全部的钱加在一起是五百块。五百块钱酒吧果真开起来了。他木匠活做得非常好，我们跑到拉萨近郊去找木头，找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木头方子，先把它们铺在地上，想办法把它们固定住了，然后拿斧头砍，拿刨子刨，后来地面居然非常平整。开业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认为我们买的是实木地板，他们问我从哪儿买的，说木纹很漂亮。
当年那个酒吧，叫做“浮游吧”。很多年后，有人说拉萨的“浮游吧”代表了拉萨的一个时代，它记录了在火车开通之前，产业结构翻天覆地变化之前，飘荡在拉萨的“拉漂们”的简单快乐状态，承载了太多奇妙的回忆。后来我看诗经，在蜉蝣篇里写道：蜉蝣之翼，采采衣服，麻衣如雪，于我归息但这个酒吧后来没有了。
当时酒吧的内部装修也是我们弄的，我们两个流浪歌手真的没钱，问人家赊了颜料，把整个酒吧刷成了西红柿炒鸡蛋的颜色，黄一块红一块的。后来，我又赊了点儿墨汁，我大学学油画专业，还算会画画，就用了两天的时间，把整个酒吧墙上全画满了画，装修效果还不错。
我们是第三代“拉漂”，我在一面墙上画满了那个时期拉萨的“拉漂们”。画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火车开通以后，拉萨就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拉漂”了。
酒吧刚开业的头一天，我们没钱进酒水。大家过来看我们，可也都很穷，他们每个人就抱一箱拉萨啤酒过来，我们总共攒了二三十箱拉萨啤酒。开业卖酒，我们就靠那些拉啤在卖。那时，大家就想做一个比较纯粹的酒吧，也不单为了挣钱，就想给流浪歌手们提供一个落脚平台，所以打出了一个招牌：只要你是流浪歌手，流浪到了藏地，我们管吃管住。所以后来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歌手比客人还要多。最多的时候，有七个歌手七把吉他，只有两三个客人。大家总是要吃饭啊，怎么办那就跑到街上卖唱去。后来，我发现每天卖唱挣的钱，好像比酒吧挣的钱要多一些。
那个时期，有很多人专门过来投奔我们，浮游吧，这个拉萨的小酒吧，也迎来了流浪歌手大本营根据地的第三位主人，赵雷。
赵雷那时在后海银锭桥唱歌。他背着一把吉他跑到拉萨做我们的合伙人，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在街头卖唱。我那时听他唱歌，惊为天人。
那时，我们跟人抢生意，右手边经常是一堆安多的喇嘛们，他们在念经，人家给他们布施。我们就坐在他们旁边，因为别的地方城管会管。我们在旁边唱我们的歌，大家有时候会较劲儿，每当我们这边有人放下了一块钱大票的时候那时拉萨是不认钢镚儿的，非常流行一毛一毛钱。如果那时有人给我们放一块钱的话右手边的大德们会微笑着把念经的速度突然加快：那摩赫拉达拉哆啦呀叶大悲咒。而我们也会换一首更快的歌，比着唱。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后来和安多喇嘛们玩得挺好。
当年我对赵雷说：“赵雷，你这么好的嗓子，这么好的创作能力，这辈子如果被埋没太可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从当下来看，他果真被埋没了。
浮游吧倒闭以后，赵雷一路流浪去了丽江，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在丽江重新支起“浮游吧”这块招牌后来，他所有的钱被人骗光了，一路流浪回到了北京。再后来，他迫于生计“堕落”了，他去参加了快乐男生的选拔，进了总决赛二十强。
在我来看，他一个流浪歌手出身，经过了那么强的市场验证，他唱的歌让那么多在路上的人真心喜爱，赵雷不红，天理难容。但他终归还是要输，因为他长得不是偶像派，他输给了这个浮躁的时代。他现在的生活依然很艰难，很多时候甚至要继续当流浪歌手，但他自己并不是多么在乎。只要还有民谣音乐，就能让他有内心强大的力量。
成子是另一个流浪歌手，当时我们一起在拉萨卖唱。
他跟我一同经历过一点儿生死。
有一天，我们在拉萨街头卖唱，那天生意非常不好，大约是中秋节前，下着小雨，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很冷。这时有一辆猎豹汽车停在我们面前，冈日森格，汉语名字叫王东的一个小伙子下来问：“纳木错去不去”
我们说，去啊，免费请我们蹭车，谁不去啊，不去不就二了吗
车开了好一会儿，我们才想起来，那天我们穿的都是单衣单裤，车再开回去让我们穿衣服已经不太现实了。开到半夜，过了当雄，到纳木错山路上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雪。雪一直下到车身的一半，把窗子埋掉了一点儿，我们被埋在雪堆当中，气温下降得很快。天公偏偏作美，那辆车的暖气也坏掉了。而我跟成子，还有二宝，是还没有吃饭的。
现在想想，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几个瞬间之一。我那时想，哎哟，居然有机会可以遭遇到这种危机情况，太妙了。我们把车窗摇开，把雪拨开，爬出去玩。我们半陷在雪地里打滚儿，打完一个滚儿之后，把汽车的后尾灯拨弄开一点儿，灯光射出来一小片扇面，然后我们在扇面里边跳舞，跳了半天之后，我们爬回车里，把衣襟解开，然后紧紧抱在一起取暖，就这样挨了整整一宿，居然没被冻死。
藏地的雪在每天下午会化掉很多，当雪化掉，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当时停车的位置停得太棒了离我们停车位置直线距离不过六十厘米，就是万丈悬崖。头天晚上，我们那么蹦着跳着，我们最后一个脚印，有一半已经在悬崖外边了，居然就没死，难道这不幸运吗
被雪埋在纳木错之后的第二天，我们推着车慢慢过那根拉的垭口，发现很多车已经被雪全埋了，所以那天我们帮人家往外一辆辆推车，推了三十辆车。因为那时我们不太注意脸部防护，脸都被晒伤了。回到拉萨之后，我们很完整地“揭下来”两张人脸皮。藏地的水分非常少，气候干燥，那张脸皮慢慢缩水，缩成了铜钱大小，硬硬厚厚的，就像从脚后跟撕下来的。
每当我看到这一小块皮的时候，回想起年轻时曾经这样折腾过，我就觉得很幸福。这与坐在办公室朝九晚五，或者说站在某一个大型场馆有几万人给我鼓掌，所体会到幸福是截然不同的。
浮游吧没了以后，彬子带着媳妇一路火车站票，站来济南看我，和我告别。然后，他骑着一辆自行车，背着一把吉他环球去了。我一度以为他死在路上了，直到有一天他在异国他乡的一个小城市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忽悠了一帮中东不良少年在电话里一起向我问好。再后来，他回国结婚、生子，回拉萨二度选址，重开浮游吧。
他决心要在藏地漂一辈子，虽然拉萨早已物是人非。
跟你们理解的流浪歌手不一样，从丽江到拉萨，我们从来不会拿着一个歌本说：“大哥，点首歌吧，来，我给你唱一个最炫民族风”我们不唱这个，也不那样去招揽生意，我们基本上是守株待兔唱自己的原创。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大家只有在街头才能唱自己的原创呢我们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免于恐惧，很多的时候仰仗着自己的艺术作品所能获得的一切，也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免于匮乏。但好在我认识的流浪歌手们都不是物质至上主义者，他们远离了实用主义者的颠倒梦想，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无忧恐怖。
很多时候，流浪歌手呈现了这样一种状态：可能我的脸会很脏，可能听我唱歌的人未必会衣冠笔挺，听歌的人可能只是一帮藏地小孩，但当我在唱歌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不仅是在玩音乐，同时也在玩我的人生。
在后藏日喀则地区的一帮捡垃圾的小孩子，他们听我唱完歌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橡皮筋包扎的一小摞钱，全是一毛一毛的纸币，每个人抽出一毛钱放在我面前。
那天，我的同伴哭得很厉害。
那天，有一盏路灯，打在我的头上，昏黄昏黄的灯光下，小孩子们脸很脏，鼻涕疙瘩都有。我可以用圣洁这个词吗他们给我心灵的这种触动，那一刻让我终生难忘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幸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认可，抛弃了年龄，抛弃了社会标签，让人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