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安德鲁对国民公会代表所宣称的，颁布这部1795年宅地法的目的，就是要2800万法国民众享受大革命带来的福利。
每个成年人只需与政府签下一份神圣的契约，都可以在圣路易斯安娜地区享受一片多达100公顷的土地。连续耕种或是居住五年，但实际只需3年左右，上述国有土地就将变成私人领地。
为此，救国委员会的职责中除军事陆海空军与外交两项主要职权外，其管辖范围又增加了一项海外殖民地。其后，在安德鲁的主持下，救国委员会还将继续增加权柄。
最初的时候，曾有不少议员担心圣路易斯安娜的“土地大派送”，势必会引发法国本土的移民浪潮，导致国内人口增长受到影响，但安德鲁当即断言，上述担心纯属“杞人忧天”。
穿越者深知法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东方华夏人颇为类似，尤其是那些因循守旧的农村天主教徒，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辈子都没走出过离家15千米的范围。
尽管安德鲁竭力鼓吹向“新世界移民”，但随后的20年内，人口已超过4800万的法国，仅有45万民众主动申请移民而非被迫流放到圣路易斯安娜，这其中的新教徒就占据了一半的份额。
好在巴黎政府在安德鲁的积极倡议下，各级司法部门已习惯将国内的各种罪犯含政治犯，流放到北美洲。
截止15年为止，法属殖民地接收了差不多20万流放者及其家眷，而他们的大多数没能返回法国，永远留在这片“新世界”。
反倒是莱茵河对岸，来自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德意志各邦国的贫穷民众，对于法属新世界的那种只要宣誓成为法兰西公民，就能免费获得大量土地的做法，非常感兴趣。
以至于，从1795年到15年的20年间，欧洲前往圣路易斯安娜的120万移民中，那些站在红白蓝三色旗下，宣誓效忠的归化德国人就占了35万之多。
其他的20万欧洲各国移民，还包括有希腊人、瑞典人、西班牙人、爱尔兰人、波兰人、俄国人、意大利人、丹麦人与挪威人。
在是否引进黑人到殖民地的问题上，安德鲁最初与其他救国委员会的同僚一样，持反对意见。
只是考虑到野心勃勃的美国人对圣路易斯安娜的吞并之心，随即接受了一名来自瓜德罗普殖民地代表的建议，补充了1795年宅地法部分条款，其中规定：
对于来自北美13州的逃亡黑人，在保证其人身自由的基础上，将赋予一部分的公民权。必须等到黑人服完3年兵役，或是连续劳作5年时间，才拥有殖民地地区的完整公民权。
此外，那些通过不同途径，在法国殖民地农庄“生活”的黑人奴隶，需要连续劳作5年后，才可以恢复自由之身，但无公民权。此后，上述黑人必须借助服3年兵役，或许是继续劳作5年，这些黑人才能获得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土地。
需要说明的，“所谓的不同途径”，指的是借助西班牙、德意志诸侯，或其他友好国家的商人，将部分黑奴引入北美殖民地庄园的做法。那是救国委员会与安德鲁，一直认定法国商人直接参与黑奴贸易，属于非法行为。
而所谓的“黑人的公民权”仅限于圣路易斯安娜、圣多明各、瓜德罗普、圭亚那等法属殖民地。但在法国本土，依然拒绝承认这种殖民地的公民权，各项权益都受到严格限制。
事实上，安德鲁主导的巴黎政府，自始至终都严格控制进入法国本土的黑人数量，每年的签证都不准超过三百人，基本上属于经商和求学，以及少量回巴黎述职的殖民地黑人官员。
黑人将军仲马曾对此表达过公开抗议，但前者话音刚落，就被执政官安德鲁一脚踢到圣路易斯安娜，担当蒙塞将军的副手。毫无疑问，穿越者不希望在巴黎看到无法无天的“黑叔叔”。
促使巴黎政策忽然转变的，源自圣多明各的黑人起义军领袖，下令屠杀了一处定居点的三百名西班牙白人，包括不少的老弱妇孺。这一事件在有心人的鼓动与宣传下，促使国民公会的风向也随即发生了转变。
这一期间，身为安德鲁，只是与其他同僚那般，站在一旁冷眼旁观，拒绝加以干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述规定部分推翻了国民公会在共和二年的雨月16日，也就是1794年2月4日，所做出“废除奴隶制”的一项法案，“属于一种历史性的倒退”。
尽管这份共和三年雨月殖民地若干问题的补充法案，遭遇到议会中的左派代表猛烈抨击。然而在当晚的公开表决过程中，该法案得到了五百多名议会代表的举手支持，从而直接获得通过。
1795年1月中旬，当格拉古巴贝夫和他的革命伙伴正在马拉区的一处公寓楼的隐蔽地下室里，激烈讨论报刊人民的保民官的章节内容时，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巴黎警察毫无征兆的包围了这里。
由于此处为人口密集的居民点，加之巴贝夫与其战友的众多家眷也生活在这里，为避免警察对无辜者的伤害，革命者纷纷放弃了抵抗。随后，这20多人都被押送到巴黎近郊的一处秘密监狱里。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五次进监狱了”巴贝夫自我嘲讽道。
巴贝夫第一次被捕入狱的原因，是他成了抗拒缴纳捐税的非常热烈的辩护人。其间，巴贝夫甚至在对佩朗和鲁瓦地区的群众宣传中，说道：“必须停止缴纳这些捐税，而在非交不可的时候，就用暴力来反对那种试图恢复捐税的暴力”
于是在1790年5月19日当天夜间，巴贝夫被捕。两天之后的21日，他被投进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康斯列热尔监狱。这是巴贝夫人生中第一次入狱，属于君主立宪派的当政时期。
好在马拉等众多革命者的无私帮助下，巴贝夫在7月初得以无罪释放。
第二次被捕时在1791年春，那是巴贝夫被选为他定居的圣吉尔镇的委员。由于巴贝夫和他的支持者们召集了市民大会，强迫支持吉伦特派的市长在某个意见书上签名。于是乎，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将巴贝夫再度逮捕，这是巴贝夫的第二次被捕。
但在出庭受审的时候，证人们众口一词地为被告巴贝夫辩护，他们的辩词对巴贝夫赞赏有至。到最后，法庭只得将巴贝夫无罪释放。巴贝夫在证人的拥簇下如闪电般归来，受到了人民的欢呼。
巴贝夫的第三次被捕，是在1793年11月，在巴黎粮食管理局担当秘书的时候。
期间，因为过期的往事，代表巴黎粮食局的巴贝夫与索姆省政府的工作往来中关系恶劣。不久，巴贝夫遭遇索姆省高等法院的缺席审判，被判处了二十年有期徒刑。此外，索姆高等法院还致函给治安委员会和巴黎警察局，要求立刻逮捕“罪犯巴贝夫”。
雾月24日，也就是11月14日，巴贝夫遭遇巴黎警察局的被捕。但随后，有人向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委员进行了举报，“宣称巴贝尔公民是被索姆省官员陷害的，审判也是非法和无效的。”
不久，治安委员会便指派主管警察总局政治部的安德鲁弗兰克上尉，全权负责调查此事。
一周之后，安德鲁在写给索姆省高等法院的书信中说：“据政治部调查所知，在派往巴黎粮食管理局以前和在巴黎任职期间，巴贝夫公民在公民责任感和廉洁方面无可争议。据此，我们怀疑判刑二十年的理由是否充分，请派人来治安委员会接受听证质询。”
由于索姆省方面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派专人来治安委员会接受质询，因此在12月7日，巴贝夫被巴黎警察局释放，理由是“不允许拿一个具有众所周知的爱国主义的人的自由当儿戏”。
然而，索姆省政府与刑事法庭依然通过某种政治交易，向巴黎治安委员会和司法部提出了请求判决应该执行，巴贝夫应该收到逮捕。于是巴贝夫于1794年1月1日，第四次遭遇被捕。
此刻，巴黎相当多的革命党人对巴贝夫深为同情，并且也尝试帮助他，但进展缓慢。当巴贝夫的朋友再度向“正义的安德鲁”寻求援助的时候，这位政治部长断然拒绝了。那时还是小胳膊小腿的安德鲁，没有任何勇气，去反抗来自治安委员会的任何一项决议。
但不久，安德鲁还是承诺了两件事：第一，将巴贝夫从环境恶劣的卡拜政治监狱，转移到条件较好的卡姆监狱里；第二，将巴贝夫的同事蒂博多带到警察局的档案室，允许他查阅有关巴贝夫的材料，汇集有利于巴贝夫的证明，准备材料，写成长篇辩护书。
很快，巴贝夫的案件转移到巴黎最高法院。牧月21日6月9日的庭审之后，该法院正式宣布，对巴贝夫的判决以及一切预审均为无效，并将案件转到埃纳省法院，做异地审理。
获月30日日，代表埃纳省法院的雅各宾派检察官下令释放了巴贝夫。于是巴贝夫又重新回到巴黎粮食管理局任职。此刻，距离热月政变也只有九天时间了。
在热月政变前后，巴贝夫支持以塔里安、弗雷隆、安德鲁等人为首的热月党人。因为他反对1793到1794年的“专制”的革命政府与“恐怖制度”，对“恐怖的独裁者”罗伯斯庇尔深恶痛绝。这一期间，巴贝夫在其报纸上发表了许多反罗伯斯庇尔的言论。
在热月九日之后，巴黎公社和一些组织的幸免于难的活动家，残余的埃贝尔派和忿激派试图联合起来，在一座前主教宅邸恢复了所谓选举俱乐部，宣扬与捍卫“1793年宪法精神”。经朋友介绍，巴贝夫也加入到了选举俱乐部。
9月到10月间，巴贝夫和选举俱乐部针对热月党人领导的国民公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很快，巴黎警察局长德马雷下令查封了选举俱乐部。10月中旬，俱乐部主任列格雷被捕，巴贝夫也被通缉。
其后，巴贝尔借助某个朋友的关系，不请自来的前往波旁宫，成功见到了安德鲁。于是在四天以后，巴黎警察局撤销了对他的逮捕决定。然而，选举俱乐部依然被取缔，不得再度恢复。
当安德鲁前往东比利牛斯军团督战时，巴贝尔拒绝了前者一同前往西班牙的邀请，继续留在巴黎搞他的平等革命。
而此时，人民的保民官的主要赞助人，居富瓦撤销了对巴贝夫的赞助，并声明今后和巴贝夫的报纸绝无联系。不过，巴贝夫很快找到了新的赞助人，那就是国民公会的代表，约瑟夫富歇。
在停刊了两个月之后，共和三年霜月2794年日，在富歇的帮助下，巴贝夫的人民保民官报重新复刊。
雪月4日12月24日，国民公会再度废除了最高限价。而随着最高限价令的废除，除了最基本的面包和燃料之外，巴黎的其他商品价格开始一路飙升。
此刻，巴黎的肉价上涨300，黄油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一倍。1795年1月，街头出现冻死的饥民。另一些饥寒交迫之人选择提前结束生命，巴黎和鲁昂、勒阿弗尔等北方城市的自杀率显著上升此时指券的价值跌至票面值的10，甚至更低。
巴贝夫在共和三年雪月19日1月9日的人民保民官报的报头写道：“非面包的商品价格飞涨。很多工作不得不停顿。而每日超过限额的流民被禁止进入巴黎。武器和衣服生产的停止由于取消最高限价而取得的令人厌恶的好处给商人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渴求所提供的极为有害的行动自由”
而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巴贝夫公然宣称：“毫无疑问，用不了太久，一场席卷巴黎的人民起义即将到来”。
很不巧的，安德鲁在返回巴黎，途径中央大区首府和卢瓦雷省省会奥尔良市的期间，意外看到有人在街头宣读人民保民官上刊登的这一篇反对国民公会，号召民众起义的文章。
看完之后，安德鲁显得勃然大怒。那是巴贝夫显然违背了他们之前达成的一份协议，那就是“不得在报刊杂志与公众场合鼓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
随即，安德鲁通过臂膀信号机给巴黎警察局发去电报，要求德马雷局长亲自带队，将巴贝尔及其一干同党逮捕归案，关押到巴黎近郊的监狱或是某个废弃的修道院。
至于上述这些人的密谋地址，安德鲁让德马雷直接询问约瑟夫富歇。
于是在遭遇警察们的逮捕时，巴贝夫还异常乐观的告诉同样身处桎梏的革命战友们，说即将返回巴黎的安德鲁弗兰克公民，一定会来解救大家的。
的确，安德鲁在回到巴黎的第四天，站到了巴贝夫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