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春天的某天，我坐在开往樟平的列车上，准确地说，我是坐在开往厦门的列车上，到了樟平后，我会被列车一口痰一样吐在站台上，然后，它再怪叫着离开。我去樟平，说不清是为了宋晓阳还是蒋利平。
宋晓阳近来像是吃了枪药，从他的声音里我可以听出火爆的味道。最近，我很频繁地接到他的电话，他在电话里除了骂人就是叹气，我知道，他碰到了难题，很大的难题。过了那么一段时间，宋晓阳不来电话了。我想，这家伙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他就是这副脾气，一有什么事就向我倾吐，好像天要塌地要裂了，事情完了后就一声不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他。他不在家，是他老婆陆大姐接的电话。我问陆大姐，晓阳呢？陆大姐说，到火车站拉三轮去了。我一下子明白了，宋晓阳又失业了，他只要一失业就会去拉三轮，这就是他不再打电话给我的最重要的原因，陆大姐还告诉了我一个让我十分震惊的消息，那就是蒋利平得了癌症。蒋利平和宋晓阳同在那个叫樟平的城市里，那个叫樟平的城市离我居住的地方有多远我没计算过。我知道，我和我战友之间的距离等于零。
我决定去樟平看望我战友宋晓阳和蒋利平，是刹那间的事情。那天上午，我坐在办公室发呆，我看见窗外玉兰树上一只麻雀在拉屎。我怀疑那麻雀是在拉稀，我还担心鸟屎会掉在冯俐的头发上，冯俐是我们报社最漂亮的女人，也是我追求的女人。“喂，你在想什么？”冯俐的话打断了我的沉思。我闻到了她身上浓郁的香水味。我看着冯俐粉白的脸说：“我要去樟平。”
冯俐莫名其妙：“你要去樟平和我有什么关系？况且，樟平是一个什么地方？”我没有回答。
她的问题，就像我当初给她讲起一场战争，她问我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一样，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径直往报社社长办公室奔去。我要请几天假，我要去樟平。樟平是鹰厦铁路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级市，那里住着比我亲兄弟还亲的战友宋晓阳和蒋利平。
列车上有一个小姑娘老是看着我，我发现了她的目光，我就在她对面的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我直截了当地问她：“你为什么老看着我？”她反问我：“有吗？我看你了吗？”我冷漠地点了点头：“有，你看我了。”她笑了，笑出满脸春色：“对不起，我以为你是我表哥，我表哥和你像极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那姑娘再没有往我身上瞟。我觉得我这个人太鲁莽，总是破坏一些美好的东西。我想，如果冯俐坐在我的对面，或许我还会给她讲起那场战争，不管她愿不愿意听。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当时我和宋晓阳、蒋利平他们坐着列车从西安出发一直向南开进。不过，我们坐的是闷罐车。路过一个一个城市时，我们可以看到姑娘们春天一般的笑脸，蒋利平拼命地朝姑娘们吹口哨，可列车的声响把他的口哨声淹没了。但他会沉浸在春天的花香中，他很固执地认为，姑娘们听到了他的口哨声，而且有一个个子很高脸庞很亮的姑娘朝他笑了一下。到了樟平，见到病中的蒋利平之后，我要和他说起这件事，他不知道还有没有记忆。记忆中，他为了这件事，经常和宋晓阳争得脸红耳赤，谁也不让谁。那时我们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都是一些好斗的小公鸡。
列车像吐出一口浓痰一样把我吐在了樟平市的站台上，然后扬长而去，它不会在乎我的任何感受。车上的那个小姑娘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她在朝我笑。她会是谁？一个过客。
她可以证明我到达了樟平。
2
我来樟平，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火车站的出站口看到了宋晓阳。他显然也发现了我。他迟疑了一会儿，他不相信我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当我叫出了他的名字，他才认定我是他的战友李西闽。他一把把我拉了过去，给了我一拳：“你小子怎么来了？”这一拳有力地打在了我的肩膀上，我的肩膀被他的拳头震麻了，这家伙还是那么有力，尽管看上去他显得憔悴不堪，嘴唇发白。宋晓阳蹬着三轮，把我往樟平市中心医院拉，我要马上去看蒋利平。宋晓阳蹬三轮的速度很快，我可以感觉到风从我耳边呼啸而过。
子弹当初在五号高地就像风一样从我耳边呼啸而过。高地上的风充满了硝烟的浓郁味道，把战场的气息带到四面八方。我对战场的味道一直保持着客观的态度，谈不上什么好恶。我是个战士，战士上战场是天经地义的，我有义务和权利为我的国家而战，哪怕我战死沙场。五号高地在那个夏天变得焦灼不安，它像一个伤痕累累的怒汉在不停地喘息着。我们连队坚守在五号高地已经三天三夜了，我们从攻占了五号高地之后就开始了坚守，坚守比进攻要艰苦得多。如果说进攻能给我带来某种快感的话，坚守给我带来的只是灾难。子弹和炮火企图把五号高地的生命全部消灭。听到战友蒋利平的口哨声，我就感觉我们的生命还辉煌地存在着。对于敌人的一次次进攻我们并没有不以为然，但我们也没有如临大敌。我们手中的枪吐出的火苗足以把对方化为焦土。我在蒋利平的口哨声中稍微舒缓了自己的神经，战斗间隙的沉寂让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我在硝烟中看到了宋晓阳的脸，那是一张疲惫的脸，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宋晓阳一直就很疲惫，他不像蒋利平可以在我们全连只剩下十几号人的时候还轻轻地吹着口哨。我们连队的干部只剩下燕北一个人了。燕北是我和宋晓阳以及蒋利平的排长，我们排也只剩下我们四人了。这个时候燕北自然地接替了连长的职务。他漠然地看着吹口哨的蒋利平，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考虑我们还能坚守多久，援兵何时能够开上五号高地。燕北显得烦躁不安，他用拳头去砸坑道上面的焦土，他在说着什么。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的耳朵里只有蒋利平的口哨声。从那以后我想起蒋利平的口哨声就心静如水，它让我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一种淡然的心境去面对一切。在很久以后，宋晓阳说他当时很害怕，他一直想逃离战场，但他的想法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付诸行动。那是个十分可耻而又十分现实的想法，如果在当时，他告诉我那个想法，我会鄙视他。战后多年他告诉我那个想法时，我只是报以一笑。什么东西都可以烟消云散，战友的情感却不能泯灭，我无法鄙视一个和我同在一个战壕里用生命去面对战火的战友，尽管他那时产生过逃离高地的不良想法。
3
我和宋晓阳来到蒋利平病房里时，蒋利平不在。和他同住一个病房的老头用很阴郁的目光看着我们。宋晓阳用很不客气的口气问老头：“老田头，蒋利平干什么去了？”老田头说：“他到草坪上去了。”宋晓阳和我就去医院住院部后面的那片草坪上找蒋利平。在一棵芒果树下，蒋利平正笑容满面地给一个小姑娘讲着什么。那个小姑娘十二三岁的样子，圆圆的脸看上去十分甜美，像个小蛋糕似的。宋晓阳告诉我，那是蒋利平的女儿蒋小哨。我很奇怪，蒋利平为什么会给自己的女儿取这样一个名字。这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蒋利平的口哨声。蒋利平的光头让我奇怪，宋晓阳说，那是做化疗做出的光头。宋晓阳说这话时口气显得苍凉，他的脸还是很疲惫。他退伍回樟平后一直在为生活而奔忙，没有人会在乎他是不是一个战斗英雄，他该失业还是失业，该拉三轮还是拉三轮。蒋利平对我的到来显得无比的兴奋，他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晕。他拥抱了我一下，然后说：“李西闽，你怎么来啦？”我看着他，笑着说：“难道我不能来吗！”蒋利平说：“你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接着，他把女儿拉到我面前，对女儿说：“小哨，这是你爸爸最好的战友李西闽叔叔。”蒋小哨很开朗的样子，她好像没有因为父亲的癌症而忧伤，她笑着对我说：“李叔叔，刚才我爸还在给我讲你们在战场上的事呢。爸爸说，你最喜欢听他的口哨声了。”这时，宋晓阳对我说：“你先在这里和利平待着，傍晚我来接你，我先走了。”我没来得及问他为什么匆匆离去，他就走了。我看着他结实的背影，心里有种说不清楚的感觉。蒋利平说：“别理他，他就那熊样，我们聊我们的。”我就和蒋利平父女坐在那里聊天，春天的阳光温暖极了，我没有办法从蒋利平平静的脸上看到死亡的阴影。在电话里，我就听陆大姐说，蒋利平的骨癌已到了晚期了，如今是死马当活马医。
五号高地那时的阳光充满了血色。那时的蒋利平腿部中弹了，他没有吭一声，只是用急救包在腿部做了简单的包扎，接着又吹起了口哨。燕北把自己的水壶递给了蒋利平：“喝点，你没事吧？”蒋利平笑笑：“没事。”燕北说：“再坚持一天，就有部队上来接换我们了。”蒋利平只是笑笑。在这一天里，我们的生命就有可能永远留在这片高地上。我在那场战争中没有受伤是十分万幸的事情，宋晓阳的手臂还被弹片击中过，留下了一块十分难看的疤。宋晓阳是个十分看重自己容貌的人，但在那场战争之后他一直很疲惫，那张英俊的脸似乎从没有舒展过。在后来的庆功会上，师长将一枚军功章挂在他胸前的时候，他的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开完庆功会我问他那时在想什么，他说他想马上回去结婚，退伍后和陆大妞过安安稳稳的日子。我说，你真是个草包！他擂了我一拳：你以后会明白的。明白什么？我一直不明白我们将要干什么。
我只知道我现在要干什么。你现在要干什么？战争结束之后，我自己问自己。在坚守的最后一天里，一枚炸弹差一点夺去了宋晓阳和燕北的生命。燕北把宋晓阳推开了，他跌倒在坑道里。炸弹在离燕北不远的地方爆炸，一块弹片击中了宋晓阳的手臂，另一块弹片从燕北脑门上擦了过去。燕北的头皮像被刀削去了一块，那块弹片要是再低一毫米，就会把他的天灵盖揭掉。燕北以为自己没命了，他满头是血地站起来时，我听到蒋利平发出了一声惊叫。弹片没要燕北的性命，只是削去了他的一块头皮。战争结束之后，我到医院里去看他们时，我们有说有笑的。排长燕北说，他要变成一头秃驴了，因为他被炮弹削去的那块地方，在伤好后将不再长头发了。我开玩笑说，那就贴一块草皮上去吧。蒋利平说，这个主意不错。
蒋利平对过去的事情记得很牢，我们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下没有谈论他现在的病症。我知道，那无论如何是他的一道流血的伤口，我不愿意触碰它，他自己也不愿意触碰它，或许是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我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巧妙的掩饰。蒋利平应该是个临危不乱的人，尽管他现在的状况并不是很好。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都令人担忧。为了治病，他已经负债累累，他那个穷单位也不能给他解决太多问题。为此，宋晓阳还背着他找过他的领导，扬言说，如果蒋利平单位要不把蒋利平的药费报了，他就要杀人！后来，派出所还找了宋晓阳，宋晓阳对着派出所的同志大发了一通牢骚。派出所的同志要拘他，他气坏了，亮出了手臂上的那块伤疤。派出所的同志没有被他的伤疤感动，反而对他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不要以为你立过功就可以为所欲为！”最后派出所的同志把他放了。派出所的同志走了之后，他蹲在家门口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发呆。他老婆陆大妞说，晓阳，你犯什么傻呀，现在没有人会在乎你是英雄！现在什么人是英雄？能捞钱的人才是英雄！陆大姐的话让宋晓阳沮丧极了。他又去火车站了。那天晚上，他让陆大妞用他几天挣来的钱去买了一只王八，炖了，给蒋利平送去。蒋利平吃了那只王八，吃完后说，晓阳，王八是好吃呀！宋晓阳笑了，好吃就再给你弄个来吃。蒋利平说：你可别，等你发财了再说吧，我死不了的，我等着！
这些事情我都是后来从陆大姐的口中得知的，宋晓阳和蒋利平都没有告诉我。那个下午，我和蒋利平几乎都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他的女儿蒋小哨听到那一段关于假发的故事时，她开始还紧张的脸舒展开来，笑出了声，她说：“我要是张阿姨，我就不嫁给你们的燕排长！”
4
我可以断定，我和蒋利平、宋晓阳、燕北，还有那个叫张枚的女人，都不会忘掉一件事，就像我们不会忘记那场战争一样。这事情还要从燕北的头说起。
燕北当初在医院里和我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他的伤好之后，额头上的一大块地方就秃了，那是一块闪亮的伤疤。燕北应该说是个英俊的军官，但这块闪亮的伤疤给他身体表面留下了缺陷。在军营里，我相信许多战友看到他的伤疤后会肃然起敬，但在社会上，这块伤疤却并不被人理解。
燕北一直没有给我讲那件他和一个地方的青年单挑的事情，这件事是后来蒋利平告诉我的，我一直不能确定蒋利平讲的这件事的真伪。燕北在战场上是个硬汉，但在平常的生活中，他是个儒雅的人，他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微笑，说话不紧不慢的。我真不相信他会和一个地方青年单挑。也许是蒋利平杜撰了一个关于燕北在和平年代里的英雄故事来**一下燕北。但我相信它是真实的。那个故事里燕北受到了挑衅，因为他头顶那块闪亮的伤疤。他不知怎么脱了一下军帽，那块疤就被那个男青年看到了。当时那个男青年身边还有几个同伙，也许是这个男青年吃饱了撑的，他对燕北头顶那块闪光的伤疤来了情绪。他不敬的语言让燕北平静的内心起了风暴。你应该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燕北火了，尽管他火了，但他的理智告诉他，他不能单枪匹马地和这几个青年决战。他当下就要求和那个用他头顶的伤疤侮辱他的男青年单挑。那个男青年好像也是条汉子，就答应了他。他们就在一条无人的小巷里展开了决战，那个男青年妄想在燕北闪亮的光头上来一砖头，让它再度出血，但他没能如愿，他被燕北打倒在地后，很久才爬起来。那时，燕北在他同伙的目瞪口呆之下扬长而去了。
我和宋晓阳他们理解排长燕北的心情，那时，他已经要当我们的正式连长了。要当连长的燕北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升职而抹去内心的某种阴郁，这是他心中认为铁定的事情，从他在战场上代理连长的那一刻起，他就认为这连长是他的了，只要他不战死沙场。他没想到的是，和他谈了多年恋爱的张枚会因为他头顶的伤疤而对他们的爱情产生了动摇。他很清晰地记得，在战前，张枚对他深情地说：“北，只要你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那时，燕北的心情是美好的，在整个战斗的过程中，那种美好在他的心底存在着。战争结束了，他还存在，可爱情已经动摇，燕北不相信经历了战火的爱情会变得那么脆弱，竟然经不起一块伤疤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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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利平说，当时张枚或许真的动摇过对燕北的爱情，尽管不能否认在战时张枚一直思念着燕北，但许多东西都会改变，那块伤疤或许只是一个借口，或许她在等待的过程中因为担惊受怕而对燕北的爱情产生了动摇。如果燕北死在了战场上，也许张枚会想念他一生。他活着回来了，她就开始重新审视让她痛苦的爱情了。我觉得蒋利平说的有道理，蒋利平的脸在春天的阳光中生动起来，我们年轻时的脸是真正的生动，我的内心有些伤感。我希望在这个阳光的下午听到蒋利平的口哨声，可没有。
当时燕北的心事像一层极易捅破的窗户纸，很快就被我们识破了。宋晓阳一直认为燕北是他的救命恩人，他听到张枚要甩掉燕北时十分愤怒。他把我和蒋利平拉到一个墙角，然后就破口大骂张枚，当时，他把他心里贮存的对女人的谩骂之词全都倒了出来。我也觉得气愤，我承认我也骂了张枚，但我骂得不像宋晓阳那么恶毒。只有蒋利平没有骂。他叼着一根烟，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干骂有什么用，她张枚能听得见吗，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况且，你们有什么权利骂她，她又没和燕排长结婚，她有选择的自由！”蒋利平的理智让我和宋晓阳都十分愤怒，我们把矛头直指蒋利平。宋晓阳一不做二不休，把蒋利平按在地上，一顿猛捶。蒋利平比较瘦弱，他被宋晓阳按在地上猛捶的时候，目光在向我求援。
我没有帮他，我说：“揍他！平时燕排长对我们多好呀，一到关键时候，他蒋利平就叛变了，打他狗日的！”蒋利平被打得挨不过去了，才说：“你们打我有什么用呀，我们要想个万全之策，让燕排长和张枚好呀！”我说：“蒋利平，你想出一个主意来，我就让宋晓阳放了你！”蒋利平十分无奈，他说：“宋晓阳，你他妈的住手，还算什么老乡，我有主意了，我有主意了！”这时，我才拉开了宋晓阳，宋晓阳在一旁气喘吁吁地瞪着蒋利平。宋晓阳那时刚从老家探亲回来，他回来后听说了这件事，就把他自己的喜事给压了下去。这家伙回家真的把婚结了。他说，结婚真是件好事情。他在新婚之夜对陆大妞说了一句话：“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可他一直没有让陆大妞过上好日子。我们听蒋利平说出了那个主意后，宋晓阳睁大了双眼：“这样行得通？”想不到蒋利平这个平时挺正经的人会想出这么一个下三滥的办法来。可这个办法或许真的有用。我和蒋利平都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们请了个假，去西安解决燕排长的问题。当然，我们请假的时候不能说这个理由，理由很简单，我们很快就要复员了，去西安看看。
张枚是西安大学的一名讲师，战前，我们和燕排长去过张枚的宿舍，张枚还请我们吃过羊肉泡馍。在我的印象中，张枚是个文静的姑娘，长得并不是很好看，但看上去很有种书卷气，还戴着一副眼镜。我不知道她身上有什么让燕北着迷的地方，我对女人一直搞不懂。就是在许多年以后，我对报社里的同事冯俐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感情后，我仍搞不清楚我爱她什么。她一直问我一个问题：“你爱我什么？”我傻乎乎地回答不上来。她很生气：“你连爱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还和我在一起干什么？你知道爱我什么了，我再嫁给你吧！”所以，我和她相恋多年了也没有结婚，因为我一直不知道我爱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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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利平后来说，我来看他的那个下午他过得很愉快，因为我们很开心地回忆了过去，回忆了那次对一场爱情的挽救行动，尽管那个行动听起来十分的残酷。我们三人都是不光彩的角色，在文弱的张枚面前。
那个星期天，我们三个兵上了开往西安市的汽车。蒋利平一直在吹口哨。我的内心有些紧张，我相信宋晓阳的内心比我更紧张。他一路上老是让蒋利平不要吹口哨，说他吹得人心惶惶。蒋利平说：“你是不是害怕了，要是害怕了，我们马上回去。”宋晓阳瞪着他说：“谁害怕了！”蒋利平就没理他，还是继续吹他的口哨，他显得十分平静。我不明白蒋利平为什么这么沉得住气！
我们是在蒋利平的口哨声中走进西安大学的，你可以想象三个兵走在大学校园里的情景，而且一个兵还旁若无人地吹着口哨，另外两个兵黑沉着脸跟在他的后面。校园里的学生们都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们，那些目光像子弹和弹片一样划破我们的皮肤。
在进入张枚宿舍的时候，我们做了简单的安排。蒋利平负责在门口望风，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吹口哨给我们暗号。我和宋晓阳进去，进去之后，宋晓阳当主角，我当配角。安排停当，我们就开始行动。张枚住的宿舍是平房。宋晓阳说：“她会不会不在呢？”他的疑问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张枚的房门是紧闭的，窗户也关着，还拉着窗帘。那是墨绿色的窗帘。我上前一看，对宋晓阳说：“敲门！”宋晓阳就敲起了门，宋晓阳敲门时，蒋利平在一旁笑着。宋晓阳的敲门声有了回应：“谁呀？”宋晓阳马上回答：“是我，嫂子。”在战前，我们就称张枚为嫂子。张枚开了门，她看见了我们，把我们让进了屋里。她的脸很白，那戴着眼镜的眼睛有些红。我和宋晓阳一进门，宋晓阳就把门关上了。没等张枚问我们什么，宋晓阳就咬着牙说：“嫂子，听说你不要我们排长燕北了？”张枚听了他的话，觉得很奇怪：“你说什么？”宋晓阳说：“你别装迷糊了，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排长甩了？”张枚笑了：“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我说：“嫂子，你知道排长在战场上是怎么想念你的吗？他在子弹壳上刻的都是你的名字！”宋晓阳显得十分激动，但他在张枚面前没有说脏话，他说：“嫂子，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我们排长在战场上命都快没了，没想到回来后你就要和他吹灯拔蜡，你还有良心吗！”他的话让张枚笑得更厉害了：“是燕北叫你们来的吧？”就在这时，宋晓阳把衣襟一撩，露出了他腰带上捆着的一串手榴弹。宋晓阳用手指拉住了拉环，他盯着张枚：“嫂子，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不答应和我们排长结婚，我就炸死你！”张枚一下子笑不出来了，她没料到宋晓阳这个愣小子会来这么一手。张枚变了脸色。我也说：“嫂子，你要不答应，我们就一块死！我们什么也不怕！”张枚说：“你们冷静点，冷静点，让我考虑一下，让我考虑一下。”我相信，那时张枚是糊涂了，不一会儿，她就说：“我答应你们，我答应你们！”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口哨的声音。我赶紧向宋晓阳使了个眼色，宋晓阳就说：“好吧，嫂子，我们走了，你可不要食言。”我们开了门，见有人朝这边走过来。我们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西安大学，其实，我的心里紧张极了，张枚要是报告了学校的保卫部门，我们就完了。我们后来一直没有向张枚解释，宋晓阳腰间绑的手榴弹都是教练弹，我们也没有机会向张枚解释。
在我们行将复员的时候，燕北和张枚终于结婚了。结婚那天，张枚说让我们去参加她的婚礼，我们都没有去，我们只是给燕北买了一顶假发。那是我们三个人合起来给燕北买的结婚礼物。后来，我们才知道，燕北在婚礼上戴的就是我们给他买的假发。据说，那个晚上燕北显得十分的英俊和洒脱。离开部队前，我们一直不好意思去燕北家，因为我们觉得对不住张枚。我们不知道张枚会不会恨我们，她就是恨我们，我们也不在乎了，只要他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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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宋晓阳请客，在他家里。蒋利平一家也去了。我和宋晓阳喝着酒，说了一晚上的话。蒋利平他们很早就回了医院。他让我放心，他死不了的。他的女儿蒋小哨也说：“爸爸会活得很长的。”如果能这样，那当然是好事，也是我的希望所在。我把带来的五千块钱给了蒋利平，蒋利平的妻子死活不要，蒋利平说：“收下吧，这是西闽的一片心意，我们要不收就对不起人家了！”蒋利平的妻子这才收下了钱。蒋利平走后，我对宋晓阳说：“你把利平的事情告诉燕北了吗？”他摇了摇头：“他现在当师长了，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了！”我说：“他不是那样的人！我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打！”我打通了燕北家里的电话，是一个女的接的，她说：“请问，找谁？”我说：“燕师长在家吗？”她说：“他去北京开会了，你是——”我无语，她就是张枚。她突然说：“我知道了，你是西闽。你近来好吗？老燕还经常念叨你们，说你们也不来西安看我们，一晃都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嗓子有些哽咽：“嫂子，你好就好——”我挂掉了电话。宋晓阳无言地看着我。我对他说：“你听到子弹呼啸的声音了吗？”他摇了摇头。
第二天，我去买了一顶假发送给了蒋利平，蒋利平戴上假发，说：“我怎么没想到买一顶假发戴戴呢？”我离开了樟平市。我的战友蒋利平和宋晓阳还在这里生活着，他们有他们的苦恼，也有他们的快乐。我坐在列车上，心里放不下一样东西。我不知道我心里放不下的是什么，我只想回去后就对冯俐说：“我知道我爱你什么了。”她说：“说呀，你爱我什么？”我神秘地说：“我要在新婚之夜告诉你！”她笑了，她说我是个混蛋！
我和冯俐的婚礼是在这个春天将要过去的时候举办的，我告诉了宋晓阳和蒋利平，我知道他们无法来参加我的婚礼，我答应婚后带冯俐去看他们。在此之前，燕北知道了蒋利平的事情，他在电话里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说我不告诉他。就在我紧锣密鼓要结婚的时候，燕北带着张枚去了一趟樟平市，燕北是在我结婚的那天早上离开樟平市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那个早晨离开樟平市，樟平市的那个早晨据说是大雾天。
浓雾不能阻止燕北师长的离开，他和张枚在樟平市待了三天。三天来，都是宋晓阳陪着他们，他们又陪着蒋利平，燕北说，如果李西闽在就全了。像我去的时候一样，他们谈着往事，没有谈及蒋利平的病情。燕北准备把蒋利平接到西安去治疗，但马上就被蒋利平否决了。
那天早晨的大雾在蒋利平眼中好像是一场硝烟，起初他和宋晓阳都没有意识到那是一场硝烟。蒋利平执意要去送燕北夫妇，这也是人之常情的事情。那天早上，燕北戴的是我们送给他的假发，而蒋利平戴的是我送给他的假发。燕北夫妇上了列车之后，蒋利平和宋晓阳就往车站外面走，他们在谈论一个问题，就是燕北老了，张枚也老了。他们正在谈论着这个人之常情的问题，突然，大雾就变成了硝烟。他们仿佛又听到了子弹呼啸的声音。他们刚走出出站口，就听到了一个妇女的惊叫：“抢劫！”他们看到，一个大汉往另一边逃去。“追！”蒋利平说了简单的一个字，他们就追了上去。也许是因为宋晓阳一直很疲惫，他落在了蒋利平后面，他没想到，病中的蒋利平会比他跑得快。蒋利平以子弹的速度追上了那个抢劫犯，但他觉得浑身无力了，浑身无力的他死死抓住了抢劫犯，抢劫犯掏出了一把尖刀把它插进了蒋利平的胸膛……蒋利平躺在血泊之中，我送给他的假发也浸在了血泊之中。
我一直认为，蒋利平是病死的，他不会死在抢劫犯的刀下。他的口哨声在樟平响起，在五号高地响起，也在我心里响起。我在新婚的第二天，带着妻子冯俐去樟平为蒋利平送葬，我一路上吹着口哨，冯俐没有打扰我。她终于知道了我内心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会影响我的一生。
